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所感

耿元生

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所感

耿元生

  由作家岱峻所著的《发现李庄》三部曲的第一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看完了，看到一代大师在困苦的环境下坚持研究的故事让人泪目。岱峻先是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发现李庄》出版后，当年一些老学者的后人反映还没有充分反映出李庄当时的情景，有的又提供了一些资料。于是岱峻先生又经过近20年的采访、查阅资料档案，于2024年出版了这套三卷本的《发现李庄》，包括《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一张中国大书桌》和《一本战时风雅笺》。

  这部著作是描述抗战期间从内地搬移到四川宜宾南溪县李庄的几家研究单位和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工作和生活的场景的一部书，以李庄为中心分别介绍了搬移到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体质学所、中研院社会所、中央博物院（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的一些大师和学者在李庄的生活和研究生活。《南渡北归》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写照，而《发现李庄》则是中央研究院一些研究所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在李庄生活的写照，是认识那代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坚守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前方抗战，后方的生活也异常艰难。吃饭是当时最大的问题，从书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史语所的傅斯年所长还是同济大学的丁文渊校长当时很大的精力都是与地方打交道，望能准时拨付粮食，以解当时的困难。梁思成在留给孩子的一幅画中画着一碗粥，旁边题写“希望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粥”，可见当时能喝上一碗粥都是奢望。吃是问题，穿一般只有一套衣衫，有时就出现令人尴尬的情况。史语所的民族语言学家李方柱常带学生野外调查，回来后衣物上常有虱子。他夫人就用小刀把衣缝里的虱子刮掉，再把衣服放到蒸笼里蒸。此时所长傅斯年前来拜访，李方柱只能在被窝里和所长谈话（p.228）。可见生活之艰辛与窘迫。

  著名考古学家、甲骨文家，中研院史语所研究院董作宾1942年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大家常说，衣食住行，人生四要：衣，是添不了；住，是可以将就的；行，根本就谈不上，一动也不敢动了；只有食，单身公伙每月要吃到200多元；五口之家，一千元一月是不够的，八口之家更不了，只好一天两顿稀饭。薪金、补助，谷里包堆，谁能有千元以上的收入呢。……如果有一家杀只鸡或买一条水鼻子，甚至大伙食团吃一顿炸酱面，那简直是山村里的重要新闻了”（p.89）。这就是当年李庄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那一代学者一直坚守着他们的初心，苦心钻研，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成果。

  1944年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李庄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史《中国建筑史》，这部中国人所写的建筑史，从史前到民国，系统梳理了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脉络，构建起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框架和范式（p.432）。实际上，到李庄以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仅生活和其他在李庄生活的人一样非常困难，同时他们夫妇还都身体不好。林徽因因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咯血；梁思成脊柱软骨硬化使其不得不时常戴着铁马甲工作。有时，他附身向画板时，常把下颌放在一个小花瓶上，以支撑头部重量减轻对脊柱的压力。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和严重疾病困扰的情况下，他们夙兴夜寐，物我两忘，完成了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

  同济大学生物学系童第周是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留学比利时时主要研究胚胎学，并有一手剥离卵细胞膜的精湛手艺。到李庄后没电没有显微镜这些工作都无法开展。一日他在一家寄卖店见到一台德国造的双筒旧显微镜，要价6万。童第周夫妇异常兴奋，第二天前去购买，店家当时涨价到6万5千元。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童第周夫妇拿出两人两年的工资，又东拼西凑终于买下了这台显微镜。李庄当时没有电，晴天，他们在烈日下做试验，雪天，利用雪地反光当“光源”，把中断了的金鱼卵细胞试验又开始了，并发表了一篇论文。1943年6月的一天，他们夫妇正在头顶烈日做试验，英国著名中国自然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先生来访，“让我先参观一下你的实验室吧！”童第周说“就在这里！”李约瑟博士顺着童第周手指的方向，看到几个鱼缸和一架严密保护着的显微镜。当他得知童第周的论文就是在这样条件下完成时，连声赞叹“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不可思议！”（p.484-485）。

  著名考古学家、著名甲骨文学家董作宾从1928年到1934年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到李庄以后他就以史语所考古出土的两万余片甲骨记录的殷商天相，干支纪年、日蚀、置闰、太阳太阴历所产生的月份与节气的关系，以及当时商王的祭祀系统，把商代的史事一段一段列起来。并请测绘专家方俊等帮助计算，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殷历谱》一书。当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经常不在李庄，董作宾作为代所长既要为粮食、安全保卫等和地方地方官员打交道，一方面要随时写信与所长傅斯年联系，请示工作。“他一边处理所务，一边做研究工作，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小孩。晚上小孩都睡着了，跟着，他的研究工作又开始了。这样直至更深人静”（p.174）。一部数十万言的《殷历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董作宾对写作《殷历谱》时的情景曾写道：“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复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由于当时条件，《殷历谱》完成后只在李庄石印了200套。陈寅恪看后说“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并认为是“抗战八年学界的第一著作”。胡适先生则说“这部书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境界。佩服佩服”。中研院将《殷历谱》上报最高当局，得到了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嘉奖令。

  这样的成果还很多，如史语所劳榦先生的《居延汉简考释》、著名历史学家李济先生的《远古石器浅说》、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等等。

  美国友人费正清到李庄曾住梁思成家，对李庄的条件和在李庄的一些学者有所了解，他后来写道：“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深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我在阅读这部书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学者还在坚守，为什么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能创造出优异的成就。

  汉语音学家董同龢常说“国家已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饱饭吃。”这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深知能够有研究的机会是多么难得，所以董同龢严守纪律，惜时如金，并常常告喻同事：“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做学问，才对得起前方抗战的将士”。我想，正是他们这一代学者大多秉持一种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便应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精神，才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在困难的条件下创造。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还在于他们的积累。董作宾所以能够完成《殷历谱》是与他从1928年到抗战前组织领导8次安阳的考古发掘、长期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有关。童第周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通过显微镜研究发表有关金鱼卵细胞的重要论文，是与他在英国留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和精湛的技艺分不开。所以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很厚的积累必不可少。

  该书介绍了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陶孟和、李济等我所知道或了解的著名学者，也介绍了巫宝三、李方柱、吴定良、梁方仲、徐义生等一大批我所不知道不了解的学者。通过阅读该书了解了更多的民国时期经济、测绘、体质人类学等领域的一批专家。收益很大。

               2025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