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巍，辽宁营口人，96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68年下乡（独立1团），历任黑龙江嘉荫农场职工、《哈尔滨日报》记者、编辑及编辑部副主任，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哈尔滨市第十届人大常委，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长篇小说《海妖醒了》，报告文学集《今天狭路相逢》、《梦里青纱帐》等。
二
国家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
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
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至高无上。
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并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自古以来，欺负盘剥农民的绝没有好下场。多少封建王朝无论曾经怎样的强大兴盛，一旦把农民逼上绝路，都必然走向衰败直至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蒋介石先生和他的南京政府最终不得不逃到小岛台湾去，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土改后的几亿贫苦农民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新时期以来，数亿农民最先冲决了旧体制，播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后来他们又潮水般涌进城市，以极低的收入和辛勤的血汗创造了“中国制造”遍及全球的“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奇迹”。农民，是今天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拓者和头号功臣。2006年，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民交“皇粮”的历史宣告结束，这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农民，用独轮车把革命胜利一直推到海南岛的广大农民，为这个国家付出的实在太多了，他们应当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实惠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向“三农”全面倾斜的扶贫和惠农政策法规，并通过媒体和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做了公布。党的阳光政策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为民”理念，给亿万农民带来深深的温暖！
但是，本文所写的大量事实表明，在北大荒垦区的少数农场，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并没有贯彻下去，很多农工没有、或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党的惠农政策理应带给他们的实惠。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农场管理层甚至与农工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剧烈的利益冲突，以至造成垦区持续不断的进京上访人流。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这里，我要特别提及北安农垦分局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公然与上面提到的总局文件相对抗！
2010年初，红色边疆一些农工进京上访，造成一个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见“第五节”），北安农垦分局就此事向总局呈送了一份报告（2010年3号文件）。这份报告在“关于是农场还是造林承包户谁应该享受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的问题”一节中明确说，国有农场管理部门应“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而且是“根据黑龙江农垦总局有关文件办的”：即实行退耕还林时，“将任务落实到地块，责任落实到人，政策兑现到生产队，造林承包到户。”
北安分局的文件还说：“农场造林承包户承包造林的耕地并不是他们个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是农场赖以生存的土地。”
这句话本身就表明，国有农场似乎成了与家庭农场、林场相互对立、相互争地的“实体”。
我只能说，北安分局的同志们太糊涂了，在读书、看报、学习方面有点落后了。广大农工和上万个家庭农场、林场不靠土地活着还能靠什么活着？农场改制后就停发了工资，大批退耕还林农户既无工资收入，又无耕地可种，林木要十几年或几十年以后才能成材，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而农场管理部门又把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拿走了，这些农工怎么维持生活？
国家信访局在2005年第85期《国家信访情况通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农场自定土政策，农场与职工争利，干部与职工争利，是造成职工负担重的主要原因。”
农垦总局明文规定，每位在职职工应给15亩生活田（也叫基本田），事实上有些农场落实的并不彻底。他们还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生活田”规定，如“上学的孩子、包括上大学的孩子不给”，“到了退休年龄不给”，“长期在外地打工者不给”等等，已经给的还要不断削减——因为现在土地确实太值钱了！
完善的体制、制度和机制，虽然不能把坏人变好，但可以防止好人变坏。不完善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却可以使好人变坏。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是极具警醒意义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巨额利润会使意志薄弱者走向疯狂，这是隐藏于人性深处和通行于市场的普遍规律，正应了西方一句谚语：“上帝要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北大荒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人间净土，所有规律在那里照样起作用。大量事实表明，80年代中期垦区开始大规模兴办家庭农场的时候，粮价走低，农业疲软，种地不赚钱。垦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为重振北大荒雄风，打造“中华大粮仓”，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做了极为可贵和富有成效的努力。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法规，国家各项补贴下发了，粮价涨了，土地火了，种地开始赚钱了。在我看来，正是从这时开始，极少数农场干部的心理发生了畸变。龙镇农场场长王军跟于德清、刘玉云等农工讲的心里话是极具代表性的：“要是知道退耕还林国家给那么多钱，还能轮到你们吗？我早整到手了！农场就是为了得点国家补偿费，才加上‘合作’这个词。要没这个好处，我把地包给你们了，把国家好处费也给你们了，我疯了？”
引龙河农场农工徐万忠、李文忠和傅永江，给我列出了近年来该农场土地承包费价位表：
2006年，1950元（垧）；
2007年，1950元；
2008年，2330元；
2009年，2850元，每个在职职工给10亩生活田；
2010年，2850元，10亩生活田削减为7亩，等于变相涨价。
垦区的土地承包费就是这样一路疯涨、不见上限的！
今年许多农场的承包费又涨了。
2009年7月，引龙河农场农工唐维君为请求“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找到场部。在“体改办”的一间办公室，他看到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小王正在装订农场农工与场方签订的一摞摞合同文本。每份合同上赫然写着每亩地承包费为107元。但唐维君知道，全场所有农工包括他本人，每亩地实际上交的承包费为182元。这无疑是一堆假数字、假合同、假签名！
当时他很想偷出几份，但思忖再三没敢动。据悉，引龙河农场总共有30多万亩耕地，每亩地隐瞒承包费75元，总数就达2000多万元！
2009年如此隐瞒，其它年份呢？
家庭农场上交的承包费的管理也存在不少漏洞。
建三江农垦分局青龙山农场农工张桂荣、陶长荣等15位农工反映，2007年，有关部门来查该农场第三管理区主任杨某的账，195万元资金“去向不明”，事后此人被调到“阳光保险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来他变卖了所有家财，全家人都消失了。随后，区里又来个一把手，上台仅仅3年，又查出200多万元资金“去向不明”，经向职代会公布后被免职，此人又调到别的农场。
垦区有规定，有工资收入的干部不得包地。而农工们向我检举揭发了基层一些干部以亲属名义，把大量土地变相包到自己手里（因我无法查证，故不能在本文中列出）。垦区三级领导干部到北京来同我交换意见时，我当面指出这个问题，一位农场干部理直气壮地说：“干部也得活呀。”
法纪观念荡然无存！
第十六章 2011年，上访的路还在延伸……
——在社会主义中国，正义一定占有压倒性优势！
1
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和人民都充满新的希望、新的期待的一年。
但是，请广大读者，请农业部，请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请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更请党中央、国务院，在读过本文之后，再来听听2011年春天垦区一位女农工冒着风险给我发来的控诉！
读了下面的文字，我的心在颤抖，我的心在哭泣，我的心在燃烧！
建三江分局青龙山农场的女农工张桂荣发信给我，原文如下：
农场下发的1号文件规定：2011年每亩收费477元，其中包括肥料款、种子款（117元/亩，价格高）、筹资筹劳款10元/亩，利费、水利建设费、水田基础建设费、道路建设费、社会事业建设费，这些具体怎么分的，我们也不清楚。此外收保证金30元/亩，私家农机具被强迫集中存放，每台大型机械收费500元。在个人家存放每台大型机械收费300元，小型收费50元。基本亩（即生活田）每个在职职工分8亩（作者按：总局规定15亩），2010年每亩收25元，今年涨到40元，连队却收320元，说是等国家补贴回来再‘多退少补’。从国家有补贴开始，农场的利费就快速上涨，中央的惠民政策我们根本没有享受到。农场最初说，让农工把自家地里的低洼地都整平种上，5年不收费，却从第一年就要钱，不管地好坏，都一样收费，这也太不合理了！
2011年3月21日，开了全连队（作者按：还叫“连队”，证明“军事化”管理遗风还在）大会，大概说了一下农场1号文件的内容。文件让农工于3月21日签合同，但是当天没签。到了23日，信用社开始给贷款，五队的张欣把贷款卡拿到自己手里。连队会计不让，说必须把卡交给连队，扣完利费再把卡给你。张欣就给他爱人(省调查组接见的农户王宝艳)打了电话。我也去了信用社，想和队长(栾ＸＸ：服刑6年，现任三区五队队长)说明白，我们不是不交利费，等签了合同就交。谁知还没等我说完，队长就喊上了：“听说你把卡抢走了，快点交上来！”我听了很生气，说：“我抢谁的卡了？我贷的款我还，你开会说先签合同，要是签了合同，贷款卡我现在就给你，任你扣。”队长说：“那我不管！”我说：“你工作挣钱你不管能行吗？”队长说：“我没挣你钱，我挣农场的！”我说：“要没有我们农民交钱，农场有钱用你，给你开工资啊？再说省调查组的都说了，签了合同再交钱是应该的。”队长蛮横地说：“你就说你交不交卡吧？”我说：“签了合同就交！”然后转身回家了。没想到队长觉得在人前失了面子，竟然想让信用社的人把我的贷款卡作废，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没同意。
今年，农场又强行摊派“空育131”催芽稻种，预收种子费就是强卖，很多人家不敢种，库里烂了很多，没人去领，但种子款已经被扣了，我们也没办法，要不回来。我到13连帮人家插秧，地头扔着17袋“空育131”稻种，共1360斤，农场扣款近7000元，种子白扔了，钱也要不回来。
这几年，我们签的都是空白合同，上面没有亩数、钱数，并且合同也不给我们。今年还是这样，农工拿不着贷款(卡的密码只有扣完利费，才告诉农民)。这样我们就无法购买生产物资，无法备耕，没办法只能让农场快点扣完各种费用，好把卡拿回来。两会刚开完，温总理在会上说：“一定要关心民生，以人为本，让‘十二五’开好头，起好步。”农场的政策与党中央背道而驰，根本没把百姓的死活当回事，我们农工的血汗钱不知跑哪去了？他们从来不说明！有的就被贪官装进自己的口袋了！这样还能成为现代化大农业吗？社会能和谐吗？国家能繁荣昌盛吗？
据调查，张桂荣今年承包土地900余亩地，贷款42万元，全部被农场扣下作为承包费和其它各项收费，她只收到一张贷款票据。今年生产所需的资金，她不得不以1分5的高利从民间“抬钱”了。
北安分局引龙河农场唐维君也发信给我，称该农场2010年每亩地承包费为190元，2011年又涨到220元，并继续实行“上打租”。
一些基层干部欺负老百姓到了这种程度，货款卡不给本人，签的是空白合同，承包费和种种苛捐杂费年年疯涨，垦区的管理者不感到脸红吗？用农工上缴的巨额资金买断的“北大荒频道”，倾听过、反映过这些农工的声音吗？
2
2011年1月7日上午，建三江农垦分局所属部分农场的农工，踏过冰天雪地，从遥远的北大荒奔赴北京，要求向我反映情况。他们是：
薄义——1957年生，七星农场农工
冯义龙——1967年生，前哨农场农工
杨金辉——1956年生，洪河农场农工
张振学——1959年生，洪河农场农工
姜宝贵——1961年生，七星农场农工
刘艳——1954年生，女，大兴农场农工
赵成凯——1954年生，大兴农场农工
杨志国——1969年生，大兴农场农工
李金柱——1958年生，共产党员，前进农场19队原队长，2004年因不满农场“土政策”，愤然辞职
盛永成——大兴农场16队原队长，因同样原因辞职。
当天下午，他们离开北京，没有一人上访，各自返回农场。薄义因家境极度困难，他的路费是同行农工们捐助的。
访谈中，奔波在告状路上整整17年、4次被拘留的薄义说了一句令人感动也令人震撼的话：“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不会变，我才上访告状到今天！”
他们反映的情况和问题简要汇总如下：
一、骗走家庭农场的《土地证》
建三江分局洪河农场于1997年、前进农场于1996年分别向全场家庭农场开发户发出通知，声称将要以旧证换新证。现将洪河农场通知摘录如下：
“洪河土地科根据建三江土地局的指示和要求……将统一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原由土地科发放的国有土地证由各场土地科收回作废。统一使用由建三江土地局地籍科发放的国土证，如有拒不执行土地局指示的，或者以种种理由拒绝换发新证的，洪河土地科将视其为违法占地，由土地科代表土地局收回其所开发的土地，交给农场或者作业区，重新发包给他人……”
但是，农场撒了个谎，他们在收走省土地局下发的有效土地证后，至今已经过去13年，仍然没有下发新证。他们显然怕打官司。
二、高价强卖农机具
创业农场黄培川、青龙山农场袁洪胜反映，农场强行要求承包土地5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购买日本产的插秧机（俗称“大洋马”）。国家对农民购买大型农机具是有15%以上补贴的，因此在农场购买大型农机具，理应给市场价格更为优惠。但是，2010年，前锋农场张丽英在市场上直接购买的“大洋马”插秧机为6.4万元，并直接送货到地点，而农场农机科的卖价为8.4万元。青龙山农场卖价为7.9万元。
三、国有农场机构臃肿，加重农工负担
以大兴农场为例，全场人口约1万余人，场部拥有一座办公楼，公安局有一座楼，其它还有一些科室不是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是在外租借办公室。这个农场仅公检法人员就有数十人。据农工们反映，现在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也大大超过“生产建设兵团时期”。前锋农场的文件规定，“对全年各项工作目标提前和超额完成的管理区，农场将增发全员年薪40%的风险收入。”也就是说，凡是足额和超额完成本区“上打租”收费的管理干部，都有提成。
前锋农场有：场部5层办公楼，公安局4层楼，法院、工商、阳光保险等4层楼，种子公司4层楼，仓储、基建科、林业科等5层楼，土地科3层楼（上有家属房），交通科客运站2层楼。
天哪！一个农场的农工们要养多少干部和“以工代干”的人啊！
怪不得收费这么多，这么狠，这么涨！
此外，洪河农场农工、共产党员杨金辉反映，他先后投入160多万元，开荒4000亩，创办起家庭农场，2004年与农场签订了为期10年的承包合同。但第二年农场就撕毁合同，大幅提高了承包费，并要求杨金辉签订新的“合同”，不签就不许卖粮，并派人堵在路口，强迫杨金辉按新的承包价卖一车粮，交一车钱。杨金辉坚决拒绝，结果被作业区主任杜某派人把他的左腿打成粉碎性骨折。当年杜某竟然被评选为该农场“先进工作者”。后经杨金辉上访告状，黑龙江省纪委强力干预，杜某做了赔偿。
3
2011年6月4日，建三江分局前哨农场包地农民王恩江进省入京上访途中，专门来见了我。他原是黑龙江省富锦县农民，1987年看到前哨农场公布的招商文件，雄心勃勃购买了70头牛，办了一个养殖场。没想到那里地势低洼，牛烂蹄子，最后死的只剩了5头。2002年，王恩江又开荒1820亩，与农场签订的合同规定为：每亩地上交10元农业税和45元的承包费，以后按每年每亩5元递增。这期间他通过继续开荒连片，承包耕地面积达到3000亩，总投资近150万元。
但是，2005年，前哨农场撕毁合同，要求每亩地承包费增加到120元。王恩江当然不能同意，于是被迫到省政府上访，其结果是王恩江被前哨农场公安局拘留10天。2007年，农场擅自把王恩江承包的3000亩耕地包给农场之外的于姓人家，包地的人欺负到王恩江家里，把他78岁的老母亲打得多处外伤。自此，这片耕地的承包权就归了于姓人。2007年当年，于家就以每亩120元的价格，把765亩地二次发包给别的人。王恩江的妻子患了癌症，生活雪上加霜，他的大女儿考上大学后，弃学不念去打工了。
迄今，王恩江进省入京上访十余次，每次都被农垦工作人员拦回。
2011年5月25日，前哨农场场长刘某给在京的王恩江发来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现在还保留在王恩江的手机上：“恩江：你好，我是刘XX，快点回来吧，在外面解决不了问题，不要给王书记（指建三局分局领导）添麻烦了，我给你解决。”
5月31日，王恩江返回前哨农场。回去以后，他的诉求照例无人理睬，王恩江又一次踏上漫漫无期的上访之路。
有多少农工和家庭农场场长反复上访，又反复被“好言好语”拦阻、劫持回来，但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农工们只好“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始终不服，坚持上访。我甚至都为垦区感到头疼，这些矛盾和争执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呢？北大荒什么时候能平静下来呢？农场那些对上访者“死看死守”的干部太辛苦了，他们什么时候能睡个好觉呢？
我还想郑重指出，从上访农工的诉求内容可以断定，许多问题和争执出现在垦区一些农场的现行政策和规定上，因此他们并非仅仅代表个人。在他们身后，还有相当部分的群众抱有同样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北大荒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4
更为严重的是，我所访谈的许多农工正在遭到无情的打击报复：
——2011年3月18日，曾被重伤双腿的前锋农场农工白文革，遭到管理区干部李某纠集的一伙人痛殴，李某挥拳将白文革左眼打出血，经诊断为“视网膜破裂，眼底出血”，住院治疗20余天。
——2011年3月18日，前锋农场将张丽英名下的近千亩耕地外包他人，那些人将张丽英的10栋育秧大棚砸烂，张丽英的儿子对现场进行录像时被打伤。4月下旬，管理区强行禁止张丽英抽水泡地（以备种植水稻），致使她的2000余亩耕地全部过了种植节气。5月6日，经我向总局宣传部高先生反映，第二天前锋农场赶紧派人播撒稻种（本该插秧的），说“见绿就行”。据张丽英说，他们播下去也是浪费，节气已经过了，不是绝产也很难再有收成。农场管理者还鼓动新的承包农工起诉张丽英，遭这些农工拒绝，他们说：“不是张丽英不让我们种地，是你们不让我们种地！”
因育秧毁弃，大棚遭砸，没种上地，张丽英一年就欠债60余万元，全家生活陷入深重的灾难。
为防止张丽英继续上访，前锋农场对其实行严格监控。5月4日晚10时许，第四作业区干部给一位司机打电话问：“你把我那位‘张奶奶’拉哪去了？”司机答：“我不仅拉你‘张奶奶’了，还拉你‘杨爷爷’了呢！”干部说：“以后你拉‘张奶奶’去哪儿了，告诉我一声。”司机笑答：“那是不可能的！”
——2011年4月11日，北安分局龙镇农场于德清、刘玉云、王义峰、王宏彦、傅继生5人到黑龙江省政府上访。省农垦总局“信访办联席会议办公室”就此下发一份正式通知，摘要如下：
“龙镇农场公安局：
2011年4月11日，龙镇农场刘玉云、于德清、王义峰、王宏彦、付继生5人未等待省调查组关于退耕还林问题诉求的答复意见，集体越级到省信访局，且此信访问题已三级终结，严重扰乱了正常信访秩序。其上访行为一是违反了《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二是违反了黑公通【2009】8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及黑信联发【2009】3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三是违反了农垦总局黑垦政发【2006】3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建议龙镇农场公安分局对刘玉云等5人依法进行处理。并落实好信访稳控措施，确保不发生重复越级集体上访。
此建议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0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公章）”
看来，垦区信访部门已经给刘玉云、于德清等5人定了“三级终结”的铁案，声声泣血的“草根族”声音再次演变为“肠梗阻”！
国家制定的退耕还林惠农政策同样严重遭遇“肠梗阻”，对百姓而言成了一纸空文，无异于一张废纸！黑龙江农垦总局2003年下发的文件，因何到了自己直属的信访部门也形同废纸呢？正是总局的这位信访办主任任少军同志，在接待卢凤琴等多位上访农工时公然说：“当年小日本进中国时杀人杀少了，应该把你们都杀掉！”
如果任少军同志不能彻底纠正他对人民群众的蛮横态度，他怎么可能公正地处理上访农工的问题？
一切情况都表明，在2011年初黑龙江省调查组到达垦区之后，上访农工的诉求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而且事态愈演愈烈，接受我访谈的众多农工继续遭到蛮横的打击报复，我不能不表示强烈的愤慨。
现在我要问：
国务院红头文件所要求的“将农工承担的土地承包费（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收费全部免除，确保将农工较重的负担减下来。”，这件事情办了吗？
垦区要“清理和规范国有农场对农工的其他各项收费”，这件事情办了吗？
各农场“要印制农工负担手册，凡手册之外的收费，农工均可拒付。”这件事情办了吗？
“国有农场要采取绝大多数农工愿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将免除的类似‘乡镇五项统筹’收费的好处全部落实给承包土地的农工。严禁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加重农工负担。”这件事情办了吗？
国有农场要“规范各项支出，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增长，防止管理费膨胀侵蚀税费改革带给农工的好处。”这件事情办了吗？
本文所反映的问题集中起来，其核心在于：北大荒垦区凸显出来的诸多矛盾、纷争和意见，是全面开花、自主经营的上万个家庭农场与垦区现行管理体制发生的必然碰撞，是群众保护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和垦区基层极少数管理者剥夺行为的必然对抗，是渴望稳定发展壮大的家庭农场和“管理成本”不断冲高的必然冲突。
这是北大荒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瓶颈”！
产粮330亿斤的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必须得到保护！
可以肯定，“沉没的声音”绝不会沉没，“草根族”的合理诉求如不妥善解决，北大荒永无宁日！
北大荒的历史是光荣的，北大荒的未来是美好的。北大荒的今天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型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北大荒人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性使命。
正因如此，2011年4月20日，温家宝总理要求，国有农场、林场要加快进行体制改革。
北大荒垦区，是英雄辈出、贡献卓著的“中华大粮仓”。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数十年来垦区广大干部职工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为这片沃土的发展书写了史诗般的新篇章，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垦区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昂扬激励下，数以万计的家庭农场顶着“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的巨大经济压力，白手起家，奋发图强，创造了更加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这个成就是前所未有、激动人心的，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历史应当记住，三代北大荒人有恩于国家！
他们的劳动应当获得国家的回报，他们应当过上愉快、和谐、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心灵不应当有阴影和伤痛，他们的眼里不应当有泪水和愤怒，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应当被剥夺和侵害，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阳光政策不应当被“土政策”所阻断！
我和所有那些受到侵害的北大荒垦区上访农工，正等待着最终结果和结论。
2011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文中说：“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前进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绝不能开历史的倒车，绝不能伤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万个家庭农场是北大荒垦区的主体生产力和生产主力军，没有家庭农场的稳定、发展与壮大，就没有垦区的稳定与繁荣！
根本问题在思想路线。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加快和深化改革。我相信，只要思想路线搞对了，政策调整好了，真正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真正体现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侵害家庭农场和群众利益的现象得到坚决制止，上访农工的合理诉求得到落实，基层的矛盾与纠纷会迎刃而解，干群团结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北大荒的事业将会向着更加光明的道路前进！
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立即制止垦区少数管理者对上访群众的打击与迫害！
在社会主义中国，公正和正义一定占有压倒性优势！
2011年6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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