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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的道歉和自省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5月07日   05 版）

1982年10月中国文联代表团问访意大利。(起左)江天晓、章阮竞杜高、华武君、加斯罗帕、李凌

  2005年4月华君武先生90寿辰，新世界出版社“名家心语”丛书为他出版了《漫画一生》一书，以致贺忱。华先生赠我一本留作纪念。这是华先生最后一本著作，收集了他2001年概述自己漫画人生的一次演讲录和10多篇短文，以及精选了几十幅漫画作品。在这些文字中，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的历史态度和诚恳的反思。“风格就是人”，我读着这本书，就像又见到了他本人。华先生既幽默风趣，又诚恳坦率。他的文字简短明快，不夸张不炫耀不修饰。使我感悟到，凡是真诚的表述都是很朴素的。
    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还不认识华君武先生。他当时是美协书记处书记，是美术界“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则是戏剧界划入吴祖光“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的一份子，是被批判讨伐的对象。
    我早就读过他的漫画。他最有名的一幅政治漫画，是1947年在东北画的《磨好刀再杀》，塑造了一个太阳穴上贴着黑方块头痛膏药的“蒋委员长”的漫画形象，十分生动可笑，辛辣的讽刺性使人们看到了蒋介石要垮台的模样，无不拍手叫好。据说，为了这幅漫画，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把华君武列入了暗杀名单。1949年以后，他在《人民日报》工作，发表了更多的漫画，深受读者欢迎，已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漫画家了。
    1957年5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篇社论，刮起了“反右”风暴。华君武凭着他的政治敏感，立即画了一幅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来讽刺揭露《文汇报》的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实际上是按那篇社论的调子，刀锋直刺“章罗联盟”。漫画引起轰动。浦熙修女士狼狈不堪。康生夸奖这幅漫画画得好。
    华君武先生对我们这个小集团也很“了解”，他看了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揭发批判材料，也参加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批斗大会。我猜想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他的印象里，大概就是那些材料描写的“思想反动、品质恶劣、丑陋不堪的资产阶级分子”吧？
    当时文艺界的“反右”主战场，就在王府大街上那座新建的“文联大楼”里（今“商务印书馆”）。从进大门，一直到四楼，贴得满满的声讨右派的大字报，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文艺界的三大右派集团：文学界的“丁、陈右派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美术界的“江丰右派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轮流召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人们每天拥挤在这里，高呼着口号，在激烈的斗争中汗流浃背，从炎热的夏天一直紧张地战斗到严冬降临。
    那一年华君武先生是忙碌的。既要画讽刺画，又要投入斗争，还要参与处理美术界的一批右派分子。1958年我在劳教所遇见的青年画家江荧，就是美协处治的右派。江荧是李六如老先生《六十年的变迁》一书的插图作者，1952年《北京晚报》连载这部长篇，每天都配有一幅插图，画得很精彩，江荧因此成名。华先生曾经帮助他进了《人民日报》工作，后来又辞退了他。江荧感到委屈，于是，在整风时写了一份申诉，对包括华先生在内的美协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被视为“向党进攻”，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去劳动教养。1979年美协为他平反，安排他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可惜他这时已患上不治之症，拖了两年就不幸去世了。我向华先生提到在劳改农场碰见过江荧，他沉默着，显得心情沉重。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二流堂”的漫画家丁聪、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都是华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老朋友，“小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油画家蔡亮，也是华先生很关注的后起之秀。他们现在都成了右派，他必须站稳立场，与他们划清政治界线。
    蔡亮的命运最诡谲。1955年反胡风运动，他刚从中央美院毕业，准备留校执教，受“小家族”牵连，被隔离审查。1956年，我的审查还没有结论，蔡亮已受到美院开除团籍下放西安的处分，他的女友张自薿被院党委副书记洪波叫去谈话，问她：“你是要蔡亮还是要党籍？”逼得这个女青年哭诉着：“我爱党，蔡亮是好人啊！”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发配西安。1957年初，党的整风运动开始，美院党委已感到反胡风运动对蔡亮的批斗和处理太过分，趁蔡亮送作品来北京时，洪波再次找他谈话，表示歉意，并要他回西安后立即写一份申诉书寄来，学院党委研究重新处理。蔡亮回去后写好了申诉，幸运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寄出，政治风向发生大变，“整风”转为“反右”，美术界揪出了“江丰右派集团”，洪波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蔡亮侥幸躲过了一劫，在北京的“小家族”几个朋友都为“小家族”翻案而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在1958年4月送进劳教收容所，吴祖光、丁聪、黄苗子等则下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而躲在西安的蔡亮，趁机完成了他的最优秀的油画作品《延安火炬》。蔡亮的侥幸和“小家族”的遭遇，也都在当年美术界的领导人华君武的心中，产生了对反胡风、反右派这些政治运动“为什么尽整一些自己人”这样一个使他困惑不解的疑问。这是过了27年以后，在欧洲的一个明媚的秋日里，我和他同坐在一辆从罗马驶往佛罗伦萨的大巴上，他向我坦陈的内心真实。
    但是，真正使华君武心灵惊恐，几乎使他的精神世界崩溃，人生信念彻底瓦解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对他这位“老革命”的全盘否定和无情冲击。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从1938年千辛万苦地跑到延安投身革命后，就坚信自己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现在忽然变成了一个“狡猾的反革命”，这个打击对他是致命的。比当年批斗右派更甚的批斗，落到了他的头上。当年文艺界反右运动的领导人，现在几乎全都变成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的遭遇有的比右派还要悲惨。文联成了“裴多菲俱乐部”，他所在的美协成了“藏污纳垢的黑窝”，他的漫画全部是反人民的“毒草”。《光明日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揭露他的“丑恶面目”，群众猛烈地向他发动了残酷斗争。他不认识自己了。
    这位秉性单纯、幽默风趣的艺术家，傻傻地笑着，像泄露机密似的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我比起田汉、阳翰笙这些老前辈来，比起你们剧协的贺敬之、葛一虹、孟超，作协的邵荃麟、刘白羽，音协的吕骥，舞协的吴晓邦他们许多人来，可是幸运多了。他们每天脖子上挂块牌子，名字上打个大叉，低头弯腰在文联大楼示众两次，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田老翰老还挨了毒打！刘芝明（当年“吴祖光集团”的专案组长）、伊兵（当年把我送进看守所的剧协领导）都惨死在大楼地下室里。只因为美协不在文联大楼办公，在美术馆，红卫兵们不知道，才没揪到我。我算保住了这条命。”讲这一段话时，他的笑眯眯的眼睛里闪现了一丝泪光。
    这以后，他下放到了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又和戏剧界的朋友们一起劳改，和张庚、吴祖光、刘乃崇、司空谷等一起养猪种菜，整整五年时光。
    在《漫画一生》中，他生动地记述了干校生活的一些趣事。那些日子里，他一身泥土，仍然笑嘻嘻，仍然开玩笑，仍然讲俏皮话，仍然保持着漫画家的幽默风趣的可爱神采。但他的内心深处展开了对历史的痛切反思，他反省自己，开始从个人迷信的愚昧中醒悟。
    “文革”使他蒙难，“文革”又促他觉醒。他的政治同情心已转移到无辜的挨整者一边了。
    我是1979年才恢复工作的。这是文艺上的破冰解冻时期，也是对外关系上国门初启的时期。1982年9月，中国文联首次派团出访意大利，67岁的华君武任代表团团长，团员有老诗人阮章竞、老音乐家李凌、老编辑家江晓天、再加上我。我感到很意外，我那时身体还在恢复中，显得很消瘦。文联主持外事工作的书记张颖大姐，50年代就认识我，每次见到我时，她都带着一点怜恤的语气说：“你怎么这么瘦呀，你要注意身体啊！”还有一位前辈戏剧家葛一虹先生，身材也很高瘦，听说我要出国，忙托剧协的一位老朋友转告我：“他刚恢复工作，还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我有一套新西装他可以拿去穿。”这些心地善良的老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都表现出对一个受了二十多年磨难的“右派”的特殊关爱。这也是那个时期人们才有的一种情感。
    但是，最使我感到温暖的，是华君武先生对我“一见如故”的热诚。代表团正好在中秋节那天出发，我和华君武先生的相识，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团圆日，在北京机场的出境大厅里。我当时还显得有些拘谨，他却笑嘻嘻地握着我的手不放，刚见面，他就急切地问：“你的那几位小朋友都回来了吗？”他指的“小朋友”就是被划入“小家族”集团的几个年轻友人。我告诉他：“汪明死在劳改农场了，田庄在改正书上签字后，兴奋得当天晚上大量呕血，一个月后死在积水潭医院。”他眯起眼，叹了口气：“真可惜，要活到今天就好了。反右毁了不少人材。”我感到他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时我还没来得及和蔡亮联系上，华先生参与了美术界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工作。他告诉了我一些蔡亮在西安美术界的消息。我觉得他真心地关怀着“二流堂”、“小家族”人们的命运。
    在这一次愉快的出访活动中，我时时领会到华先生格外关照我的一片善心。我们到罗马后，主人招待我们参观著名的美蒂齐家族在郊外的一座庄园，那里有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中午，在花园的草坪上吃烤乳猪。华先生大概看出我第一次出国神态很腼腆，特意走到我身边，笑嘻嘻地说：“别不好意思，多吃点！吃完再要，在北京吃不到的。”
    更有意思的一次，是在佛罗伦萨一家古老的餐馆里晚餐，主人请他给每人点酒。他翻看着酒谱，各点了一份。一会儿，他悄悄走过来，诡秘地对我耳语：“我给你要了一杯最贵的白兰地，贵族喝的。给他们都是普通的。”这一刻，我甚至觉得他有些调皮，但他对我的关照还是感动了我。
    在米兰，主人招待我们到斯卡拉歌剧院听音乐会。临出门前，华先生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根领带：“我看你老是系着一条领带，把这条换上。”
    还记得10月6日下午，意大利“著作家与出版家协会”在罗马召开了一个很隆重的聚会，约集了意大利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同我们见面。华君武作为团长，看到到会的名单上有一位剧作家，便特意要主持人介绍他和我交谈。这位剧作家便是达里奥·福。十五年后（199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北京上演。但我见到他的那时，他的处境还很艰苦，他和他的夫人顽强地支撑着一个民间剧团。他坚持意大利民族戏剧的讽刺传统，以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揭露当代社会的丑恶，无情地嘲笑权贵者，获得民众的赞扬。后来我在意大利《人与书》这本杂志上看到了我和他的一张合影。
    为了使我更了解国外的当代戏剧，华君武在主人安排的日程外，又特意让翻译单独陪我去看了一场话剧。我特别记得他叮嘱翻译袁华清的那句话：“他受了二十多年的苦，好好陪他看场戏！”这个小小的细节，流露出的感情，仿佛是“补偿”我受过的委屈。
    我们在意大利参观了梵蒂冈博物馆、西斯廷圆厅、菲拉齐艺术馆、《最后的晚餐》原作展厅、威尼斯画派展馆等，对我来说，真是遨游在艺术世界里，沉醉而又惊喜。这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展览会，使华先生大感兴趣。它是为小读者们办的《木偶奇遇记》一百年展览。
    回国后，我写了一篇短文《不朽的皮诺乔》，记述了这个可爱的展览。我到华先生家，把稿子給他看，他非常高兴，立刻就答应画插图。他画了两幅插图，其中一幅还特意题写了下面一行字：“一九八二年十月和杜高同志同游意大利参观了《木偶奇遇记》皮诺乔一百周年纪念  华君武”。这张画我一直珍存着。文章配着他的插图，发表在当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的“国际副刊”上。
    这以后，我和他很少见面。我那时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每年春节都是他打一个电话给我，我的妻子批评我：他是前辈呀，应该你给他拜年呀！
    2001年4月，《书屋》杂志发表了李辉和我的《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引起了华先生的关注。在那篇“问答”里，我讲了这样一段话：“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老朋友们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戏剧家陈刚关怀我的命运，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那时，我还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他们打听到我的住址给我写信，帮助我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点燃我心中希望之火。”
    华先生和柯岩都住在南沙沟小区里，有一天散步时相遇了。华先生对柯岩说：“我看了杜高的那篇‘问答’，你做了一件好事呀！”柯岩笑着答道：“我何止做了一件好事呀！”
    这是后来我见到柯岩时，她告诉我的。她说：“华君武很同情你的遭遇啊！”
    华君武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心中由亲切变得崇高，我对他的政治人格更加敬佩，还是在我读了他最后的这本书里三次道歉和自省的那些文字以后。他的诚恳不但感动着我，而且深深地教育着我。
    第一次是在题为《邪正自明》这篇短文里，他这样写道：
    “1990年，我开始在几个省市举办我的漫画个展，也算画了几十年的漫画，应该有一个自我评价。我检讨了我在一些政治远动中画了一批错误的漫画，伤害了一些同志和朋友，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我只能在展览的前言上表示了我的赔罪心情。其中首先是浦熙修同志，她是最早被我攻击的，所以“文革”后，为她举行追悼会时，我曾写了一封道歉的信寄给她的家属。我画的这幅画，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对浦熙修的不严肃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污辱。”（122页）
    第二次是在《关于<杜甫检讨>》一文中，他说：
    “50年代我们在文艺上也是充满了斗争的，我也参加了，伤害了许多同志，批判胡风、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肖乾的“塔塔木林”、也画了名记者浦熙修的漫画，这些都是我迄今也不能忘记的错误。有人说，在那种大气氛中，任何人都不能免，但作为一种历史经验，个人的思想道德的教训，很值得总结和深思。”（152页）
    第三次，他对自己更无情，反思更深刻，嘲讽也更辛辣。他从中国人常讲的“大智若愚”想到自己“大愚若智”。他苦涩地说：
    “我这几十年也画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画，也画一些错误的漫画，尤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反右倾斗争中伤害了许多同志，在许多人蒙受迫害、家破人亡的时节，我却在一旁推波助澜。有人说又不是我发动的，但我对自己应负的那部分责任还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担当的，因此我在一些个人漫画展的前言上说明了我的错误。另外我也请人为我刻了一块闲章“大愚若智”，我还想得起我当时的神情。”（197页）
    华君武的道歉、自省和反思，真诚恳切，他的思想勇气令人敬佩。他的灵魂在忏悔中升华。但超越了他个人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他对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贡献。
    我不由得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另外两位文艺家：理论家林默涵和作家刘白羽。他们三位，年龄、资历、声望、职位、成就，都很相似，他们都是经过延安的洗礼，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文艺家，建国后又都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而且都是“文革”前的重大政治运动———“反胡风”和“反右”的重要领导成员，后来又都遭受了“文革”的磨难。
    但是，到了反思历史的新时代，这三位老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有了大不相同的表现。
    林先生的态度最“坚决”：“我绝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详文请读1989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刘白羽先生又有所不同。先是一番痛彻心扉的“忏悔”，过后又“反悔”了。
    2000年老作家徐光耀发表了一篇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写了反右时批斗丁玲的一次会上，主持人刘白羽对他的一个侮辱性的举动。没想到刘先生看到后立即给徐光耀写了一封“悔过信”：“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地谢罪、谢罪……”这一段“忏悔”文字确实出于徐光耀的意料，他立即给白羽先生复信：“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错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需‘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成的错误…….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徐光耀的信写得很诚恳。这两封信当时引起了轰动，成为“劫后传书泯恩怨”的文坛佳话，更重要的意义，是促进人们对历史的真诚反思。
    但遗憾的是，过了一年，当老年刘白羽编辑出版他最后的一本散文集时，却表现了对他的“忏悔”的“反悔”，坚决不在文集中收录“他晚年著作中最大的一个亮点：《致徐光耀信》。”（石湾：《刘白羽的“忏悔”和“反悔”》，载入《向世界微笑》一书33—38页，作家出版社2012年4月版）
    现在，这三位老文艺家都已离世。这一代过去了。如今他们的下一代，“文革”时期的“红色少年”们，也在反思历史了。陈小鲁、宋彬彬、刘进……不都在对自己“文革”中的行为进行反省和悔过么？我想，华君武先生的道歉和自省，会使更多更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看到人的良知和勇气有多大的价值，他们会站出来，不再沉默，揭露历史真相。我更相信，这一代人的反思将比他们的前辈更深刻，因为他们具有更进步的现代认知：打开过去，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