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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实录之九 我是农工，不是兵团战士
自称了几十年的“兵团战士”，退休了，细细琢磨，才对它心生疑义以至异议。 三百六十行，兵团战士算哪行哪业？在工厂正点上下班出力挣工资的是工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是农民，扛枪杆子住营盘的是士兵，坐办公室的是公务员或企业管理层，挥教鞭吃粉笔末的是教师，站柜台出货收银的是售货员，倒腾货物搞流通的是商人。“兵团战士”这一职业，国家行业分类里可找不到，要说“军垦战士”、“农垦职工”，与“垦”、“农”沾边，还知道你是务农的。在兵团，知青始终拿的农工工资，即使上机务的也是，一开始定的农工一级，32元，后来涨到农工二级，37元，标准是文革前黑龙江农垦总局定的，看来，“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未必对头。我们在边境地区，还有幸享受10%的边疆补贴。比留城里当学徒工啃三年萝卜干的同学强不少。“兵团战士”的知晓范围太小，并不为全社会认知。况且这属于那个年代的特殊称谓，和“五七战士”一样。 组建黑龙江兵团时，知青还有本地青年很为“兵团战士”的荣誉兴奋自豪或苦恼彷徨了一阵，出身好的得意洋洋、昂首挺胸，反之则灰不溜秋、蔫了吧唧。肩挎带刺刀的步骑枪，或是端着铁把子冲锋枪拍张靓照寄给家里报喜显摆的不少吧。当时我没评上“兵团战士”，我想不至于因为父亲那点历史问题吧，来兵团前政审不是通过了吗。急得我抓耳挠腮，赶紧找支书(指导员的称呼是在连队组建被批准后才兴起的)，支书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你家庭出身地主，所以不能当兵团战士。那天晚上从支书家出来，真是昏天黑地，一头雾水。赶紧写信问家里吧。好在父亲在我下乡不久即获解放，他回信大呼冤枉，说我们家多少代也没出过一个地主啊。接到家信，我又找连队领导汇报，也没给我明确答复。这就奇了怪了。仔细一想，坏了，得怪我自己。《足迹之五——家庭出身之争》曾提到我连当年围绕家庭出身是随父亲还是随爷爷引发的一场争论，我说过：“如果我爷爷是地主，可我父亲16岁就离家进城学徒打工了，以后再没回过老家，你说我的家庭出身跟爷爷有什么关系，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肯定是这个“如果”害了我自己。 组建兵团，政审查三代，人分三六九，自报公议，先民主后集中。各人的家庭出身、父母的历史问题一下子曝光在众人面前，人的尊严、隐私荡然无存，年轻人的上进心严重受挫。黑五类的，硬是逼人绝情地与家庭、父母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发誓不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彻底改造世界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记得连队里分武装战士、兵团战士、兵团职工。我们的老场长、名山农场头号走资派的女儿，初中毕业，分在“老头班”，每月才发给14元生活费，最惨了。个别青年包括知青还百般歧视欺负人家，心灵上所受的委屈与伤害至今难以排解。 不到一年，连里让我当文书，职责范围之一是管理枪支弹药，三个武装排，二三十条枪、几支火箭筒，还有一些弹药，都归我管。我不成了武装战士的“二次方”了吗？至于我的家庭出身，我兵团战士的名分，就黑不提白不提了。也就是说，在兵团十年，领导始终没有正式知会我，你是光荣的兵团战士了。其实没过多久，上上下下忙于生产，似乎已经不太在乎兵团战士这个名称了。我想，既然让我管武器弹药，那父亲的问题肯定解决了。可是在我上学期间，1979年吧，学校政工组老师找我，说我的档案中有关父亲历史问题的材料属不实之词，予以撤销。这些材料竟然在我的档案里放了十年！而我却浑然不知。真后悔没要过来看看，然后亲手把它烧了，像土改时贫雇农烧地契、西藏翻身农奴烧卖身契一样。 兵团屯垦戍边，亦农亦武，但农业连队还是以农为主，生产第一，当连长的对“突出政治”、“四好连队”、“四个第一”那一套普遍不感冒。我们连长解放战争参加革命，随三野解放大上海，从朝鲜复员到的北大荒。他满脑子的生产、地号，实实在在的“唯生产力”。直到现在打电话说的最多的还是天气、年成。平民百姓不懂战略战术，看到专司戍边任务的炮团、步兵团龟缩在界江之后近二百公里，当时就有人想不通：老毛子真要打过来，还不得我们沿黑龙江边的这些农业团先抵挡一阵子。“副统帅”“一号通令”下达那晚，机关副股长以上干部到招待所集中，和衣而卧，随时待命。其中不乏58年、66年转业的老兵，他们对这一“备战行动”暗中讥讽，直截了当地贬之为“扯蛋”。鉴今知往，看“邻居”金氏王朝如王小二过年，多少能读懂一些历史。只可惜，有些史实，只能让它永远鲜为人知、无处钩沉了，那就数百年后听戏说吧。 和“拿起笔，作刀枪”同样节奏、前后差两三年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在北大荒唱响不久，它的“山寨版”也出炉了，有知青把它改成了“兵团战士喝汤歌”，是那个岁月一些生产连队的生活写真，要说知青也够“雷”的，而且不知借助了哪路神仙的网络，传得还挺快。 石予民（2009年10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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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5 12: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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